Domestic Economic Rebalancing Remains Stuck in Expert Discussions; Ending Export Tax Rebates May ...

全球經濟正處於由AI和能源驅動的大變局時期。美國科技巨頭為支撐龐大的AI資本開支，正在全球融資市場進行前所未有的融資活動。這些企業不僅在投資級債券和巨型IPO上下重注，更跨越國界進入非美元市場進行融資，預計2026年融資規模接近萬億美元。這種融資活動對全球流動性產生了明顯的抽水效應，各國政策對聯準會的利率政策敏感度隨之上升。

中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困境在於內外失衡。國內方面，消費需求陷入通貨緊縮泥潭，第二季GDP同比增速僅4.4%，明顯低於第一季。與此同時，AI和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巨額資本投入，而國內科技企業因受國內需求疲軟拖累，融資能力遠不如美國競爭對手。國內資本市場表現乏力（尤其是港股因大量新股上市導致融資池枯竭），海外融資管道又因政策限制基本關閉，導致中國科技企業陷入融資困境。若這種局面持續，中國科技企業在全球AI競賽中將處於明顯劣勢。

國內K型經濟的不對稱分化是根本問題所在。一側是新質生產力的上行動力—— AI基礎設施、算力中心、能源轉型等，政策扶持力度大；另一側是消費、房地產、傳統產業的下行拖累，且下行力量相對沉重。這導致若政策繼續聚焦硬科技補貼和出口退稅，而輕視消費循環和就業支撐，長期結果將是進一步的產能過剩，屆時又面臨國際貿易摩擦升級的雙重打擊。

講者提出了針對性的政策建議，分為短中期。短期而言，建議取消高新技術產業的出口退稅（因其已從全球AI和能源投資周期中獲利豐厚），將這部分補貼轉向國內消費和服務業的減稅降費，以直接拉動內需。中長期而言，應大幅強化社會保障體系，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更多福利和轉移支付。這背後的邏輯是：收入分為初次分配（市場決定）和二次分配（政策可控），政策通過優化二次分配，可以顯著改善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，進而釋放被抑制的預防性儲蓄，這正是實現經濟再平衡的關鍵。

然而，基於中國經濟運轉的既有規律，講者預判下半年政策最可能的走向是：利用今年約60%未支出的財政和地方債額度（共2萬多億元），加速推進「六張網」等硬科技和能源相關基建投資，而非推出直接刺激消費的政策。這反映出廟堂與坊間仍普遍認為「消費是收入的結果，收入未改善則消費無法刺激」，但這一邏輯在AI時代已經失效。

從國際視角看，中歐貿易摩擦雖有升溫，但不會演變成與美國去年那樣的全面決裂。歐洲在綠色轉型和電力基建上對中國存在深度的物理依賴，從日常消費品（如中國空調品牌在歐洲被視為稀缺的高端配備）到工業品都是如此，而中國也掌握針對歐洲農產品、酒類、稀土等領域的充足反制手段。因此，中歐貿易摩擦更可能採取精準式、微調式的局部衝突形式，主要涉及汽車、機械設備、基礎金屬等特定產業，而非廣泛的全面對抗。